中国文化“造极于赵宋之世”，但传统学术则公认登峰于满清一代。在余英时所谓“在内理路”与“外缘影响”的双重作用下，清人治学，无论经史子集、文字音韵、版本目录、训诂校勘、典章制度、名物金石、天算舆地，尽皆后出转精，远迈前贤。

纵观清代学术，“吴学最专，徽学最精，扬州之学最通。扬州诸儒，承吴、皖以起，始由专精汇为通学，中正无弊，最为近之。”（张舜徽，《清代扬州学记》）扬州学派的代表人物，除大名鼎鼎的戴震外，则首推高邮王念孙、王引之父子。

中国古代学术顶峰中的顶峰——《高邮王氏四种》

王念孙《读书杂志》析疑子史、《广雅疏证》探讨古汉，王引之《经义述闻》解群经疑义、《经传释词》释经传虚字，四书世称高邮王氏四种。甲骨四堂之一的“雪堂”罗振玉又曾于民国年间整理、刊布过他们的一箱丛稿，定名《高邮王氏遗书》。

《四种》中类似“触詟”正误之类的发明不胜枚举，实乃“王氏父子平生心力、学诣之所萃，其援据之博、考证之精，汲古功深，世罕其匹”，故高邮王氏一家之学“两百年来学者盛称之，迄今未已”。章太炎认为古韵学到了他们那里时“已经基本上分析就绪了，后人可做的只不过是修补的工作。”（《经传释词·序》）同为高邮人的汪曾祺更曾为他们撰写楹联“一代宗师，千秋绝学；二王余韵，百里书声。”王氏父子的学名是如此之盛，以至于他们作为“弹劾和珅第一人”的丰功伟绩都已经甚少为人留意了。

虞万里曾感慨道“二百年间……然虽翻刻、影印，一而再三，至今竟无四种一式之整理本”，并组织人马于近年完成了《四种》的标点整理工作，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入《清代学术名刊》中出版。1985年前后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，2000年重印的精装影印本则属市面上最常见的《四种》影印本，现今也已不易得。

王氏父子“从事声音、文字、训诂之学，父子讨论，互相证发”，父子间又亦师亦友，互相考核，名传千古。如果说上述王氏父子的同道、后学、同乡的评价还不能说丝毫没有溢美的嫌疑，那么他们的“对头”，极度鄙视朴学的方东树也不得不承认王引之《经义述闻》一书“实足令郑（玄）、朱（熹）俯首，汉唐以来，未有其比。”（《汉学商兑》）

然而令人大跌眼镜的是，王国维及其学生刘盼遂竟然对《经义述闻》一书和王引之提出了一项严厉指控。如果属实，那么这位中国学术史上的神话就会有灰飞烟灭的危险，高邮王氏“父子讨论、互相证发”的美谈也会暗淡无光许多。

浙江官书局刊本《汉学商兑》，方东树服膺宋儒，为清代学术史上汉宋之争中反对汉学的健将，王氏父子自然也是

最牛的大学者为了让儿子出名，竟故意把自己的书说成是儿子写的？

王国维与罗振玉曾为莫逆之交，他借阅罗振玉购得的王氏未刊丛稿后，发现在一篇王念孙证定顾炎武《日知录》舛误的手稿中，王引之把原稿标注“念孙案”的条目，涂改为了“家大人曰”。王国维把发现告知了自己的学生刘盼遂，刘核对《经义述闻》后，竟得出了惊人结论：

“《经义述闻》中之凡有‘家大人曰’者，皆石渠（王念孙）札记原稿，非经伯申（王引之）融会疏记者也……此《经义述闻》为石渠所著，伯申则略入己说而名为己作之切证也。文王爱子，有与铃之梦，石渠或亦然矣。”

高邮王氏四种·遗书

陈鸿森则在详加检视王氏父子的著述与存世手稿后，不但认同刘氏的结论，更把攻击范围扩大到了王引之的全部著述：

“王念孙考订群籍之说，托名王引之，不独《述闻》为然。王引之著作颇多出于王念孙所为，特王氏托名归美其子耳。”

至此，王念孙有没有为了“归美其子”而故意把自己的成果说成是王引之的, 王引之的名字到底配不配得上出现在《高邮王氏四种》的作者之列，已经成了一桩热闹非常的公案，赞成者与反对者都层出不穷。

双方都无法全然说服对方的主要原因，恐怕主要与王氏父子“父子讨论，互相证发”的治学与著述方式有关。父子两人共居一处数十年之久，虽父步子趋，问学相长，却又分头撰述，无论后世学者参证了多少稀有罕见的王氏父子手稿，无论他们证明了《述闻》《释词》中有多少内容能称得上是王引之的独立发明，又有多少是王念孙早已提出或主要受到他的启发而作，大概都于事无补。

实际上，或许这些问题和考证并没有那么重要。“训诂之指存乎声音，字之声同声近者，经传往往假借”，王念孙在其师戴震等大儒学术的基础上得此“精义”，“独窥经典奥阃，发明假借旨意，建立推求方法，构筑古音部居”，正是以此发前人所未发，从而达到了中国传统学术的顶峰。还是虞万里先生持论平正公允，最为解人：

“念孙而引之秉此旨要，受此利器，上下求索，左右逢源，推衍父说，增益部帙。得此利器，非唯引之能解，乾嘉而下，俞荫甫（俞樾）能解，孙仲容（孙诒让）能解，陶癯石（陶鸿庆）能解，于思泊（于省吾）亦能解，虽高下不免差异，精粗亦有分别，涂辙则无二致。必欲分别泾渭，可立发明权与著作权二项，念孙既有发明权又有著作权，引之则唯著作权而已。”（《王氏父子著述体式与〈经义述闻〉著作权公案》）

毕竟，王念孙与王引之的著述向来被合称《高邮王氏四种》，他们的学问也向来被合称为“高邮王氏之学”，只要能从他们的著述中求得那种“精义”“利器”之所在，虽“高下不免差异，精粗亦有分别”，但那“则无二致”的涂辙，难道不才是最重要，也最值得后人学习的东西吗？